石定果老师的课上总是座无虚席，更有很多外专业甚至外校的听众，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位风趣而博学的老师。采访石老师是一件很快乐的事，因为快人快语的她，故事是那么真诚，那么朴实。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篇口述实录尽可能地还原采访中的快乐和情感，让更多喜欢石老师的人更了解她，让更多了解她的人更喜欢她。

    初上讲台
　　1964年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，是第一志愿。毕业后，我分到一个矿山教中学，孩子们比我小不了多少，我给他们讲语文。我从小就想当老师，因为我在一个教师世家成长，那年头孩子很单纯，没有很开阔的视野，外公做老师，爸爸做老师，就觉得那我将来也是做老师呗，我们小时候经常写“我的理想”、“我的愿望”这种作文，别人就写“拖拉机手”、“勘探队员”、“医生”，可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写要当“人民教师”，而后来果真从事教师职业，冥冥之中注定的，也倒符合我的夙愿。我们这个小小的矿山中学，有来自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华东师大等著名高校的22个刚毕业的“老五届”学生（即1961级至1965级），条件艰苦，但大家心态健康，工作认真，团结友爱。至今我们保持联系，我们珍视这一段经历。人要感谢生活，任何经历都是财富。华学诚老师说得特别对，我们这一辈老师都经过基层的锻炼和奋斗，是了解社会和人生的。

    再当学生
　　1976年底，我调到了武汉大学工作，参与编《汉语大字典》。我始终觉得没有系统地接受完专业训练是一个特别大的缺憾，希望能有一段时间让我集中读书，就去考了硕士研究生，专业是古代汉语。一边工作一边学习，上午去上课，下午回字典组编审，孩子送全托，想起来是挺辛苦的。研究生阶段学了点日语，觉得日本的古汉语研究精深，而且日语中保存了很多古代汉语的音义资料，就决定以日汉词汇对照为选题做论文。吕叔湘先生为我的硕士论文写过评语，他说中外语言的比较很有意思，日语里有丰富的宝藏，非常鼓励我。我跟吕先生素未谋面而得了这么大鼓励，实在是非常感谢这些前辈，他们奖掖后学，并给我们指点方向。
　　答辩完后我又在武大全职上班，当时国家开始招博士研究生，武大中文系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有黄焯先生，他希望我能跟着他攻读。但由于工作离不开，我拖了两年才去报考。考试的时候我很粗心，以为每场考试是两个钟头，等各场考试都结束，才知道是三个钟头！幸好考得不错，就取了我一个。不幸的是刚刚考上，黄焯先生就发现得了肺癌而且已至晚期，黄先生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凶险，对我说等痊愈了就来给我授课，我很难过。黄先生后来还是去了，我只好打算退学，可教育部就我的去向下了个红头文件，因黄先生生前有遗言，委托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（按：黄焯先生与陆先生一起师从黄侃先生）继续培养我，研究方向由《诗经》虚字改换为《说文》小篆，陆先生也欣然接受了我。
　　1984年秋我转学到北师大，报到第一天，许嘉璐许先生就亲自带我坐公交车到陆先生府上当面拜师。陆先生又安排许先生和王宁先生任副导师。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。我一生都铭记和感戴所有教育过我的老师。
    又上讲台
　　博士念下来，经朱德熙先生向时任北语负责人的吕必松先生推荐，我便分配到了北语。在北语讲的第一节课，是给语文系83级的学生上的。下课时学生们给我鼓掌，我很吃惊，我问他们为什么给我鼓掌，大家说原来以为古汉语是很枯燥的，没想到这么有意思！我很受震动，师生之间其实就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，因为他们欢迎我的课，我就会更努力。陶行知说过：“先生创造学生，学生也创造先生。”的确如此，我感谢学生。
　　一个教师，要热爱你的专业，要有激情，如果对自己讲的内容都没有兴趣，怎么去感动你的学生？我很爱交给我的课程，这些知识在我的脑子里绝不是碎片化的，绝不是冷冰冰的故纸堆，而是成系统的，它是有温度的，我给他们讲的时候深为我们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而骄傲。我希望学生们成为自觉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，既有感性，也有理性。
　　一个教师，要热爱你的学生，要负责任。父母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儿，将他们培养出来，就是学校最大的成就。中国要做人力资源大国，不是简单的人力大国，要把孩子们变成国家的资源，每个老师的担子都很沉重。我们也年轻过，时间是很容易流逝的，在当年大时代的背景之下我们没办法，荒废学业，希望学生们珍惜机会，尽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把底子打好，厚积才能薄发。
　　老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，其他产品残次，还有可能回炉，人却是不行的，就这么四年三年，如果没有抓紧，底子没有打好，或者丧失了学习的兴趣，以后再拉回来很难。我一直坚持教本科，总觉得本科对孩子们特别重要，本科阶段有了学习的基础和学习的欲望、学习的习惯，未来的一生都是受用无穷的。

    人文大家庭
　　今年9月是人文学院成立30周年纪念，从语文系到文化学院，再到人文学院，我一直是其中一员。院庆大会上播放歌曲《可爱的家》，令人动容。我们的人文学院的确是一个大家庭。
　　2003年4月的时候，“非典”疫情高峰期，对外汉语专业的一个孩子发烧去北医三院输液，感染了“非典”，潜伏期半个月后开始高烧不退，确诊之后，校领导把我找过去，要求整个年级90个学生全部集中隔离，只给我们半个小时做思想工作。孩子们当时在上课，我就进教室，开始动员大家，没想到只三两句，所有同学把书包一背，说：“老师我们跟您走！”前前后后不过5分钟，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。孩子们在人文学院门厅把我围住，问上哪儿隔离，荣玉萍老师说这么多孩子没人照顾怎么行，也不顾自己的儿子和爱人，什么都没收拾就带着大家住进隔离楼。我们又组织学院老师募捐，把捐款交给后勤，让他们给孩子们增加营养，多买水果，提高他们的免疫力。防“非典”要求通风，封校期间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坐在户外上课，草坪、篮球场、来园成为临时教室。老师们还带着孩子们锻炼，给已回家的孩子印复习提纲等等。人文学院所有老师排班，每天到办公室接待孩子们，并汇总他们的体温报告表上交。所有留校的学生都特别留恋那一段日子，知道了什么叫集体的温情。孩子们都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，大家一起经风雨历考验，是多么难得！
　　人文学院的老师们素质都很高，每个人都有创新精神，有忧患意识，有担当的能力，学院要靠大家一起来管理。我其实是没有什么管理经验的人，但担任管理工作那几年能够比较平顺，要感谢各位老师与同学的支持和理解，齐心协力，同舟共济。人文学院确实是富有人文情怀的一个大家庭。

    社会新课堂
　　1998年开始我担任了两届北京市人大代表。平常清谈指点江山总是很轻松，当选之后我才知道了知识分子怎么走出校门去为社会服务，才知道了社会有这么多复杂的问题，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群众，政府执行职能有什么程序，条块分割如何错综。比如咱们住二里庄的老师反映缺路灯，农贸市场脏乱，应施划斑马线、绿化不到位、煤气包存在风险等等，我提交一张单子，结果八个部门回答我，我才明白其难度。当人大代表让我开拓了眼界和胸襟，再比如当时咱们北语周围有120多家“临建”，几乎全是小吃店，后墙是咱们学校的南墙、西墙，晚上店家就往墙里扔各种污物污水，乌烟瘴气，还着过火，脏乱差且不安全。学校希望由我向市政府陈情来推动周边环境整治，大费周章，最终在市政府的主导下北语的诉求得以实现，也开启了全市高校周边环境整治的先河。我经市人大推荐，陆续担任了若干政府部门的监督员，如交管局、交通局、一中法、奥运工程指挥部等，履行人大代表的责任。
　　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委员，现在是连任，属于教育界别。第一次去开会，听说某纸业的老板，上了福布斯排行榜，也是一名委员，高调约见媒体，介绍了几个提案，都是要求政府补贴扶持自己。已经位于首富之列还不顾念苍生，我觉得非常不妥，就在教育界发了言，我说，该委员站在全国政协这个平台上，应该兼善天下，不能只是利益集团代言人，不料在场媒体记者加以报道、网络舆论参与，帖子几百条，顶我的有，骂我的也有，我大吃一惊，组内发言竟然扩散到社会上，全国政协的影响力如此之大，日后更需要戒惧谨慎。我很认真地对待自己十几年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社会职务。在北京市人大，每年我都能排入议案和批评建议最多代表的前十名。所提交内容要能被政府采纳，一定要有案由、案据和解决方案，需要调研，花大量精力。在全国政协，我不但会收集有关教育界的问题，同时也跳出教育界提一些全局性的东西，比如垃圾短信、三公经费、礼品收受、食品安全、轨道交通等等。
　　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，我更清楚了一条底线，就是决不能用这个身份牟私。一，我是共产党员，这是党性问题；二，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教育、传统文化的熏陶让我们明白荣辱的界限，什么是可为的，什么是绝不可为的。自己要谨守分际。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仅能够回报社会，做出实事，更不失为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。